第二百一十五年。惊蛰。
陈搬走了。不是因为闹鬼，是因为涨租。他拖着行李箱走出那栋五层老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窗帘拉着，和三年前他搬进来时一样。什么都没变。凹痕被新住户重新粉刷了，白色的墙面平整得像一张白纸，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他走了之后，那间屋子空了半年。然后一对年轻夫妻搬进来，准备结婚。女方怀孕六个月，挺着肚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挑剔地指出每一处装修瑕疵。男方在墙上钉钉子挂婚纱照，锤子敲下去，墙灰簌簌地落。
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震动，没有低语，没有脚踝被什么东西勾住。墙面坚固，钉子咬得牢，婚纱照挂得端正。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春天来了又走，夏天热得让人发慌，秋天桂花开了又谢，冬天雪覆盖了屋顶。楼下的路面重新铺了沥青，平坦得发亮。那棵桂花树的位置修了花坛，种上了月季。月季开得很好，红得像假的。
第二百二十年。谷雨。
沈听的妈妈走了。不是那个坡上的满栗，是住在海边的那个。她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邻居三天后才发现，因为门口的牛奶一直没取，攒了厚厚一摞。警察撬开门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遥控器，电视开着，在放一个购物广告。桌上有一碗干了的粥，米粒粘在碗底，像一层薄薄的壳。
她的遗物很少。几件衣服，一口锅，一个旧相框，里面是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泛黄了，她丈夫的脸被岁月的湿气泡得模糊，像一块正在融化的糖。沈听站在照片前，看了很久。然后她把相框放进了纸箱。
她没有哭。不是不难过。是哭不出来了。她的身体里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不是悲伤，是一种更彻底的、连“难过“这个动作都做不出来的空。像一口钟被敲了太久，钟壁变薄了，再敲下去就会裂。
第二百二十五年。霜降。
陈三十八岁了。在互联网公司做到中层，头发掉了一半，肚子大了一圈。他结婚了，又离婚了。没有孩子。住在城东的一套两居室里，阳台朝北，终年不见阳光。他养了一盆绿萝，叶子黄了一半，他懒得管。
有一天他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个纸箱子。箱底压着一本论文集，扉页上有一行褪色的字：“底噪里也有结构。致那位问了正确问题的女士。——李“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记忆像被水泡过的纸，字迹模糊，但轮廓还在。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凌晨三点十七分，想起那面墙上的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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