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擦黑时，阿棠发现祠堂废墟的月光是青的。
不是寻常的银白，是像浸在砚台里泡了整夜的青，顺着断墙的裂缝往账房里渗，在地上积成薄薄一层，踩上去能留下浅青色的脚印，像踩在没干的墨汁上。文蹲在那只裂开的木柜前，指尖蘸着地上的月光写字，写的是“民国二十三年”，笔画刚落，就有细小的墨虫从字缝里钻出来，把笔画啃得更粗些。
“它在催了。”文的指甲缝里还嵌着墨渣，是下午磨砚时蹭的，“账房先生的账本记到民国二十六年就断了，他没写完。”
阿棠往柜里看，最底下那本账本的封面已经烂成了絮状，却偏有几页硬挺挺地支着，像被什么东西撑着。她伸手去翻，指尖刚碰到纸页，就被烫得缩回来——纸页下藏着个铁盒子，盒盖缝隙里渗出暗红色的光，像凝固的血。
“别碰！”文抓住她的手腕，指腹的墨痕蹭在她皮肤上，“是朱砂。”他从怀里摸出把小铜刀，刀鞘上刻着半朵梅花，是之前在祠堂梁上找到的，“哑婶说过，账房先生用朱砂记坏账，盒子里是他没敢记在明面上的东西。”
铜刀插进盒缝，“咔哒”一声，盒盖弹开的瞬间，涌出股陈年的酒气。里面没有账本，只有个青瓷酒瓶，瓶身上缠满了布条，布条上用墨写着日期，最近的那行是“民国二十六年腊月初八”，墨迹被酒泡得发涨，晕成了片青黑色。
“是他藏的酒。”文拿起酒瓶，布条一扯就断，露出瓶身刻着的字：“与哑共饮”。四个字刻得歪歪扭扭，像喝醉了手不稳，“他总说要等收完当年的租子，和哑婶喝顿团圆酒。”
话音刚落，酒瓶突然变烫，瓶身的字开始渗血珠，滴在地上的青光里，竟化作细小的血蝇，往账房角落飞去。那里堆着堆破烂的棉絮，是当年哑婶给账房先生缝的棉袍，此刻正慢慢鼓起来，像有人在里面吹气。
“它要穿衣服了。”文的声音有点发紧，从怀里掏出那枚铜铃，铃身的梅花纹路在青光里流转，“当年他就是穿着这件棉袍走的，说是去县城交账，再也没回来。”
棉袍的领口慢慢立起来，像有个看不见的人正往里面钻。阿棠看见袍角沾着的泥块里，混着几粒野菊种子，是去年秋天从桥头吹进来的，竟在袍角发了芽，顶着嫩黄的花苞，与文袖口别着的干花一模一样。
“他认得出哑婶的针脚。”文把铜铃挂在棉袍的领口，铃身一碰袍料，就响起细碎的“叮”声，像有人在轻轻摇铃。随着铃声，棉袍上的褶皱慢慢舒展开，露出胸口处缝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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