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条说我‘私查学生校园卡记录’。”
“调记录的是楼里管钥匙那位，用的是他的管理卡。”
“登记本是他的本子，我没碰过。”
“我当时在场，我抄了两行数字。”
“抄下来干什么。”
“证明那三分钟里，人和卡不在一块儿。”
“这个结论我当天就跟他说了。”
“我没有告诉过第三个人。”
贴着“14”的那一份是最薄的。
一张。
十二月二十四号，这间屋子里那本谈话记录簿的复印页。
经核，举报材料所附被举报人个人档案复印件共八页；被举报人现存个人档案共七页，装订孔八处。
举报材料中含有被举报人档案现缺失页之复印件。
底下三个签名。
柏文山看到这一份的时候，把它推开了半寸。
“这一条不用你举证。”
“这个是我写的。”
十一点零五。
第三摞翻完了。
柏文山把材料摞齐，放在自己面前。
他把手里那支笔的笔帽扣上了。
“温良同志。”
“在。”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温良站起来了。
他没有走动。
他就站在自己那把椅子前面。
“十七条。”
“我认五条。”
“剩下十二条，谁认？”
接待室里没有人说话。
柏文山低下头，看着桌上那三摞。
记录那位的笔停着。
不说话那位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一点。
门外，那个端搪瓷缸子的人还站着。
她没有进来。
从九点半到现在，她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十一点四十，柏文山把一张表从文件夹里抽出来。
《调查期间工作安排调整意见》
他填了几栏，填完转向曹永年。
“学校这边的意见。”
曹永年把老花镜摘了。
他没有说“我们保留意见”。
他没有说“这个要再研究”。
他也没有说一句“对不起”。
他拿起笔，在学校意见那一栏写了六个字。
建议恢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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