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声像潮水般涌来，我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大三那年，他自行车坏了，我俩淋着雨推车回宿舍，他笑得像个傻子：“老李，以后咱俩开个车行！”现在，他坐在能俯瞰整座城市的办公室里，而我连一辆二手电动车都买不起。情谊？早被这城市的钢筋水泥碾碎了。
我站起身，把没喝完的咖啡倒进路边的垃圾桶。抬头时，看见写字楼的玻璃上倒映出我的样子：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影子。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红包，突然笑了。五千元，可它买不回那个在宿舍里分我半碗泡面的人。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声音沙哑：“老婆，我……我找了个临时工，明天能开工。”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压抑的抽泣：“你……别勉强。”我挂了电话，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突然明白：他不是冷漠，他是被这社会驯化成了机器。当年那个会为一碗面笑出声的少年，如今连“老李”两个字都得用“李哥”来称呼。
第二天，我去了工地。工头是老张，认识我十年。他递来一罐啤酒：“老李，听说你找学弟了？”我点头，喉咙发紧。他叹气：“那小子啊，去年还说要帮咱修路，结果呢？人一走，连影子都没了。”我仰头灌了口酒，苦得直皱眉。老张拍我肩膀：“别想多了，这世道，谁还没个坎儿？”他顿了顿，“我儿子去年也住院，我蹲在医院门口哭了一宿，可没找谁借钱。”他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我攒的，先用着。”我攥着那几张零钱，手抖得厉害。老张说：“你小子，别把自己逼死。”这话像针扎进心里。我忽然想起，当年学弟也是这样，总说“别怕，有我在”。可现在，他连“有我在”都懒得说了。
深夜，我躺在工棚的铁架床上，听着隔壁的鼾声。窗外，写字楼的灯光亮到凌晨。我盯着天花板裂缝，想起学弟办公室的落地窗——他一定能看到整座城市的灯火，却看不到街角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人。社会的鸿沟不是一道墙，而是一道深渊。你爬得越高，越听不见下面的哭声。大学时，他总说“我们是兄弟”，可兄弟这词，早被镀了金，变成了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我摸出那张五千元的红包，纸币硬得扎手。我把它塞进枕头底下，不是因为感激，而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会哭出来，害怕自己会跪下来求他。
天亮时，我醒了。工棚的阳光照在脸上，暖烘烘的。我起身，把红包放在床头。今天，我要去领第一笔工钱。老张说，工地活多，能多挣点。我走到窗边，看远处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朝阳，刺眼得像在嘲笑。我忽然觉得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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