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她哽咽着，“我只是……太害怕失去这一切了。好不容易重新开始，好不容易有了新的事业，新的朋友……我害怕又回到七年前，一无所有的样子。”
“你不会。”我抱住她，“这次我们在一起。你、我，还有肚子里这两个小家伙——虽然其中一个可能有点麻烦。”
她破涕为笑，但随即又担忧起来：“孩子的事……你决定了吗？”
我松开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
那辆迈巴赫还停在那里，车灯已经熄灭，像一头沉睡的兽。
“我不知道。”我轻声说，“去美国，意味着要接受陆司琛的帮助，要和他重新捆绑在一起。不去，可能失去一个孩子。”
“或者两个。”Sophia轻声补充。
“或者两个。”我重复。
窗外，新加坡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的光污染映出的暗红色天幕。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
第三节：第三条路
凌晨两点，手机震动。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但区号显示是波士顿。
我接起来。
“苏清婉女士吗？”一个温和的男声，带着美式口音的英语，“我是Jonathan Miller，波士顿儿童医院胎儿心脏病中心的主任医师。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
我坐起身，打开床头灯。
“Miller医生？”
“是的。您的朋友陆先生联系了我，发来了您今天的超声影像和报告。”他的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很清晰，“我想和您谈谈另一种可能性，在您做最终决定之前。”
“另一种可能性？”
“陆先生告诉我的情况是，您正在考虑是否来美国进行宫内干预手术，或者……进行选择性减胎。但我想告诉您，还有第三条路。”
我的心跳加快了。
“请说。”
“根据您的影像，宝宝B的左心室确实发育不良，但右心室功能完好，心房结构正常。”Miller医生的声音很专业，但带着一种安抚的力量，“这种情况，我们有一种相对较新的治疗方案，叫做‘单心室修复路径’。”
他耐心解释：“简单说，我们不试图修复左心室，而是通过一系列手术，让右心室承担全部的泵血功能。孩子出生后，会进行三次阶段手术，通常在六个月内完成第一阶段。”
“成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