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发麻的是——这屋里除了我，连个喘气的都没有。这影子是哪来的？
那团人形的黑还在不知疲倦地变幻着形状，每一次扭曲都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恶意。冰冷的恐惧像藤蔓一样从脚底板缠上来，越缠越紧，勒得我快要喘不过气。
我像被针扎了一样猛地坐起，颤抖着手拉亮了灯绳。昏黄的灯光下，墙壁惨白，空无一物。我不死心，喘着粗气关掉灯，重新陷入黑暗。
那影子就像浸水的墨迹，又慢慢从墙壁深处渗了出来，无声地扭曲、舞动，带着一种冰冷的恶意。那一夜，我眼睁睁看着天花板直到泛白，汗水几次浸湿了衬衣。
第二天在车间，我的样子显然吓到了人。老刘头，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工人，趁着休息递给我一支烟，盯着我的脸看了半晌，才沙哑地问：“你住……东头那间？“
我点了点头。他深深吸了口烟，烟雾后面，他的眼神复杂得像口枯井。“那间屋啊……“他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怕惊扰什么，“以前住着一对老工程师，学问大着呢。后来……起风了，老头儿性子烈，没熬过去，就在屋里……寻了短见。“
他顿了顿，喉咙滚动了一下，“打那以后，就不太平了。住进去的小年轻，都说晚上墙上……不干净。“在那个年代，公开搞封建迷信是绝对的大忌。我不能去找马三爷，更不能声张。但那种被无形之物窥视、无法安眠的感觉，实在折磨人。
我想起了额尔敦爷爷说过，有些亡魂并非恶意，只是执念未消，困于原地。也想起了马三爷察言观色的本事。
于是，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找到厂里管后勤的主任，以房间潮湿、影响健康为由，强烈要求换房，甚至愿意换到条件更差的顶层。磨了几天，或许是我态度坚决，或许后勤主任也隐约知道那房间的传闻，最终给我调换了。
第二，在搬离那间房的前一晚，我买了一点劣质的水果糖和一小瓶白酒，夜深人静时，放在那间空房的窗台上（不敢明目张胆地摆供）。我没有念咒，没有祈祷，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老爷子，不管您有什么放不下的事，都过去吧。新社会了，好好走吧，别吓唬后来人了。”
我不知道这笨拙的举动有没有用。但当我终于搬离那间屋子，厚重的木门在身后合拢时，仿佛也切断了某种无形的锁链，一直缠绕在心口的压抑感竟真的烟消云散了。
过了几天，老刘头在车间角落找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带着一种难言的赞许，低声道：“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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