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与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商谈，聘傅斯年任清华教授。可见他的朋友也在为他四处奔走。只是各处也有实际情况，没有明确结果，不便相告。
再次，考虑去厦大。邀请他去厦大的顾颉刚只是个人愿望，只是说说而已，并未实际操作，“未曾早与人接洽，今乃空着”。这件事顾颉刚看来做得不靠谱，不仅误导了傅斯年，而且耽误了时间。
第四，考虑去东大。但他有三个顾虑：其一，“张贼（指张学良）来，大家走路”。其二，“无预备，教国文，甚有所虑”。他解释，此时“对旧学问之见解，实如涌泉”，但适宜做研究，如上讲堂开课，则一时有困难。其三，不愿过多麻烦朋友。因为东北大学如聘请他为国文科教授，“既超出预算，且可致别科闲话”。
第五，考虑去杭州。蔡元培邀请他去杭州，“我以为蔡先生事必是蓬莱楼阁”，意思是还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所以没去，相信蔡元培“可以谅解我不就”。
第六，考虑去中法大学。一九二零年十月，在勤工俭学的法文预备学校基础上，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创办北京中法大学。傅斯年对法大的分量并不满意，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去，更没有作为职业首选。
第七，考虑无奈从军。“看来此事只有两路，一仍去北京、清华、或法大（他们找我），一则弃书佩剑。”
第八，考虑做野鸡教员。他向罗家伦感慨，“四方八面，都有不可去不能去之势”。 “只有在上海做野鸡教员，此虽痛心，且对付一时！”甚至自嘲不如自杀，“日内方知此地野鸡教书匠之苦恼，实不如自尽之为愈也”。
最后傅斯年依靠北大的人脉，去了中山大学。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
八月，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务副主任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他大刀阔斧整顿中大，原来的四百多名教职员，五分之四被免职，只剩下七十多人，师资严重不足。
十月二十二日，中大校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延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
朱家骅在《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中回忆，为充实中大文学院，他与校务委员长戴季陶、副委员长顾孟余商量后，聘三十岁的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
得知消息后，傅斯年大喜过望。在赴任之前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他把聊城看了个遍——曾经的学校，曾经的家，老城墙，光岳楼，包子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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