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
不久，又在致罗家伦、何思源的信中告诉他们自己的官费已无望，从此生活更无着落，信中说：“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
在致罗、何二人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五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
在德国留学期间，尽管傅斯年的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说，“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傅斯年从德国回国抵达上海。
首先的要务是求职。这位少年成名的饱学之士，求职之路并不顺畅。据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致罗家伦的两封信，至少考虑了八个去处，但四处碰壁，十分失落沮丧。
首选是母校北大。他自称“如‘茫茫之狗’者留在上海，岂不都是为了对于北大之忠诚？”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政治氛围肃杀，师生人人自危。北大也是元气大伤，代理校长蒋梦麟和教授鲁迅、朱家骅等被北洋军阀列入拟通缉的黑名单；蒋梦麟、胡适、鲁迅、马叙伦、刘半农、顾孟余、朱家骅、马寅初、王世杰等教授难以容身，纷纷“走为上”。此时傅斯年不可能获得北大教职，不可能献身虎口，而且他也明确与蔡元培共进退，“蔡先生不到北大，故我也不去北大”。
其次，考虑去清华。“托朋友于燕京或清华弄几点钟对付着为生”，但他心思缜密，盘算去清华有“三难”：其一，对自己缺乏信心。“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王国维），梁（梁启超）非我所畏（陈陈寅恪）我所敬，亦非所畏。”
当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人和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其二，时机不对。学期已过大半，清华“开学久，功课定”。
其三，说不出口。赵元任曾邀他去清华任教，他因想进北大，“故辞之”。现在北大进不去，他不愿吃“回头草”，再向赵开口想进清华，“我最无颜去说”；也不愿向陈寅恪开口求荐，因陈“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
其实他是多虑了。据吴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当天陈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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