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想起父亲炒菜时厨房里的烟火气，想起哥哥在灯下给我讲题的身影。泪水便无声地浸湿了枕头，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我的选择，错了吗？如果当初我留在家里，和哥哥一起面对困难，会不会比现在好？
黄茹眉的“好意”在升级。她不再满足于带我参加聚会，开始暗示我，有一位“李老板”很欣赏我，说我聪明伶俐，模样又好，想与我“交朋友”。她还说，这位李老板很有实力，若是能得他青眼，我以后便不必在餐馆辛苦洗碗，他还能资助我去好的学校读书，甚至帮我办理英国的居留证。话说得委婉，意思却露骨得让人恶心。
我惊惶失措，像受惊的小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拒绝，可黄茹眉总是软硬兼施，一边说这是为我好，一边又暗示我若是不听话，在伦敦便无依无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害怕了，想念家栋，想念那个虽然清贫却温暖的家。
我偷偷找了个公用电话，按照记忆里的号码打回家。接电话的是邻居张婶，她说家栋考上了省城最好的大学，已经去报到了，临走前还到处打听我的消息，疯了一样地找我，去了黄茹眉家，去了县城的车站，却什么都没找到。后来收到我从伦敦寄出的信（那是我初到时，按照黄茹眉给的地址寄的，信里全是报平安的话，不敢提半句辛苦），他才稍稍安心，留下话，让张婶若是接到我的电话，一定要转告我，让我照顾好自己，等他毕业，就来找我。
张婶还说，家栋在大学里很努力，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还问了好几次我的情况。哥哥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他说要来接我，他说会照顾我。这成了我黑暗中唯一的光，像寒夜里的一点星火，支撑着我不倒下。
我不能就这样堕落下去，不能让父亲的嘱托落空，不能让哥哥的期望，沦为伦敦酒桌上的一道谈资。我开始学着虚与委蛇，在黄茹眉安排的场合里，保持着一份看似顺从的疏离。有人敬酒，我便以年纪小、不会喝酒为由推脱；有人想对我动手动脚，我便找借口去洗手间，躲开那些令人作呕的目光。
我偷偷攒下极少的一点钱，藏在枕头底下，那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开始利用极少数的空闲时间，在餐馆关门后，去附近的图书馆。图书馆里很安静，有免费的英文书籍和学习资料，我抱着字典，一点点地查单词，看英文报纸，拼命学英文，看一切能看到的书。我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知识或许是我唯一的铠甲，只有武装好自己，才能挣脱这张无形的网。
镜中的少女，眉眼依旧清秀，但那双曾映着山泉的眼睛里，多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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