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退！”声音有点大，带着年轻人的逞强，“我跟大家伙一起！”
黄爷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院子里像上了发条的机器，疯狂运转起来。
工具被再次彻底检查、保养。
旋风铲的刃口磨得飞快，撬棍用油细细擦过，蜈蚣挂山梯一节节测试牢固程度，新的粗麻绳浸了桐油，更耐磨更结实。
药包子（防毒面具）换了新的滤罐，墨斗线也重新绷过。
泥鳅负责搞车票和开路条（介绍信）。
那时候出门远行没那么方便，介绍信必不可少。
他不知从哪弄来了几张“工艺厂外出采购”的介绍信，公章盖得似模似样。
老范则一头扎进书堆里，翻找所有关于汉代墓葬，尤其是高等级墓葬的资料，试图找出可能存在的机关类型和破解线索，嘴里整天念念有词。
斌子带着我准备物资。
干粮、水壶、电池、手电、蜡烛、火柴、药品、绷带......一样样清点打包。
他还特意弄来几把军工铲，比我们常用的旋风铲更便于携带和伪装。
三娘把豆豆送去了亲戚家，回来时眼睛有点红，但什么都没说，默默地给我们准备路上吃的干粮，烙了一大堆硬邦邦但能放很久的死面饼，还煮了不少咸鸡蛋。
黄爷和老关在屋里秘密商议了很久，估计是在定路线、分工以及得手后的销赃渠道。
出发的前夜，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
黄爷让三娘炒了几个菜，切了盘猪头肉，但大家都没什么胃口，草草吃了些。
黄爷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沓崭新的“大团结”和一些全国粮票。
“每人身上揣点，万一炸锅跑散了，也能应付一阵。”
他给每人分了一份。
我捏着那厚厚一沓钱，手心冒汗。
虽然上次已经分到了100块，但这次又给了这么多，我还是很开心。
回到柴房，我把我那份钱和之前那几枚铜钱仔细包好，塞进贴身的衣袋里，用针线粗略地缝了两针。
躺在床上，睁着眼看房梁，一夜无眠。
天蒙蒙亮，我们出发了。
没有开那两辆显眼的212吉普，而是步行去了火车站。
北京站人山人海，空气混杂着汗味、烟味和各种行李的味道。
我们几个穿着灰扑扑的衣裳，混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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