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故事。******先生推断，这是汉末社会上流行的看法，表明当时名教的君臣一伦已发生动摇〔6〕。余氏的主旨在于探讨魏晋君主观的源流，与本文无关。然而，这毕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末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观念的迁移。
前引《英雄记》谓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献帝起居注》载废少立献之策，复谓何太后“统政荒乱”，其实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见。《后汉书袁绍传》载董卓述其废立之意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进而又严厉批评了已故的灵帝。
《续汉书祭祀志》曰：“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刘昭引《袁山松书》录此议颇详，谓章帝以后，“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故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按即和、安、顺、桓四帝）之号，皆〔宜〕省去”。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诸帝，甚至废去其庙号，与党人名士之“诽讪朝廷”，正是一脉相承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汉末清议运动又为董卓政权的崛起，做了舆论方面的准备。
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 汉阳人阎忠就曾劝说手握强兵的皇甫嵩：“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直捣洛阳，清除宦官，继而代汉称帝〔7〕。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陈蕃之子陈逸等又说动冀州刺史王芬，趁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机，以武力将其废黜〔8〕。 唐长孺先生指出：这两次密谋是个重要的朕兆，即少部分名士为挽救东汉的政治危机，已不惜行“非常之谋”，即使“冒易代废帝那种越出儒家道德规范的大风险”，也要一试〔9〕。 这是汉末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的新动向。
不过，汉末的君主们虽已腐朽不堪，但要变革皇权却并非易事，至少并非党人名士力所能及。清议运动以失败而告终，阎忠、王芬的计划亦未获成功。
皇甫嵩否定了阎忠之议，理由是“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10〕。曹操则拒绝参与王芬之谋，认为“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造作非常，yu望必克，不亦危乎”〔11〕！上引《后汉书董卓传》：何进、袁绍“谋诛宦官”，私呼董卓诸将入朝，“以胁太后”，其目的也绝不是要攫取少帝、何太后的权力。
直到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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