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选择皇位继承人等重大国事的最终决策权。何太后临朝听政业已昭示天下，董卓藉太后之策行废立之事，就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其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遭到曹操的坚决反对，表明董卓的政敌们并未抓住任何抨击乃至颠覆献帝法统的口实。董卓假手何太后废少立献，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实际上，董卓逼何太后还政，也是由太后本人向国民表态。前引《献帝起居注》所录策文又曰：“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为何氏罪己之诏。而何太后丧失了权柄，就只能坐以待毙。《后汉书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即皇帝位。……迁皇太后于永安宫〔4〕。 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值得注意的是，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后，却迟迟未对少帝下手。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董卓进京之后，是把临朝的何太后而不是少帝，视为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险的对手，因而也是把何太后作为首先消灭的目标。
（三）废少立献与何太后归政的政治意义
东汉末叶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已经孕育了革新皇权的形势。《后汉书党锢传》序论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以往史家多引此言，概括“清议”运动发动的背景。******先生又谓东汉士大夫在与外戚宦官的冲突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群体之自觉”〔5〕。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上述现象的根源，就不难发现：外戚、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又是同皇权的支持分不开的。因此，尽管党人名士在如何对待当朝皇帝或皇太后的问题上，态度大相径庭，可是当他们自觉地与外戚、宦官划清界限时，实际上又表现出对皇权的独立性。我认为此种独立性，应该就是所谓“东汉士大夫之新自觉”的基本内涵，这也许可以算是对余说的一点补充。
《党锢传》谓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酿成党锢之狱。需要注意的是“诽讪朝廷”一句。朝廷在此应指皇帝，《后汉书王允传》“朝廷”一语下李贤注云：“朝廷谓天子也。”与此同义。范晔既言“诬告”，李膺等人之“诽讪朝廷”，大概是无中生有的罪名。但我们不能设想，党人名士面对“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的现状，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另一方面却又丝毫不触及在位的皇帝和临朝的太后。
《后汉书逸民传》记录一则“汉阴老父”指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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