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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