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随田粮佥派，陆递运所的递运夫由十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充，共同造车，每人提供牛一头，若不及十五石，则由若干户凑粮共当；
水递运所递运夫由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差，与驾船人数相同，每十三、十二、十一、十名递运夫共同置办六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三百料船只，若船只损坏，则由有司“委官计料修补”。
车、船显然建造花费都很不菲，朝廷也有意缓解百姓的负担，因此“法司录有罪之人买船递运以自赎”、“以附近之民及犯徒流罪者备之车牛”的情况时有出现。
即便如此，车、船、牛的建造或供应，仍然成为应役百姓的沉重负担。而朝廷和地方衙门为了保证递运所的运行，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便逐渐改为平摊入地方徭役中，使得一方百姓“无分彼此，均出钱给领”。
递运所所需的经费，也往往被分摊入周边数个州县的赋税之中，其名目有递运人夫、水夫、防夫以及车、船等项。
由于递运所规模各异，所需经费也各不相同。以大兴递运所为例，其编制为“车五十辆，防夫三十名”，规模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万历初年时，大兴递运所每年需银2280两，由真定、广平、顺德、大名、河间五府一同提供。
一个中游水平的递运所每年花费2000多两，全国剩下一百多不到两百个递运所，按照一百五十个来算并以此均价计费的话，一年就要耗费至少三十万两，且这是纯粹的支出，毫无半分银子收入。
三十万两啊，这还是高拱当年裁撤了一大批之后的结果。想想看，二十年前高拱刚刚秉政那会儿，朝廷岁入还只有不到四百万两，光一个递运所就要花掉差不多一成，这朝廷能不穷死？
但有人会发现问题，说这笔钱既然是地方出的，那关中枢什么事？关当时的高拱、现在的高务实什么事？这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朝廷的田赋是按照中枢和地方进行分账的，并且每个地方的分账比例还不同比如苏州就一直被朝廷重课，中枢分账比例特别高。
而且之前说过，朱元璋的小农意识导致大明朝廷一开始就缺乏财政中枢调控能力，地方分账严重缺乏后世那种转移支付的手段，它是先为地方留存，剩下的部分再解送中枢。由于中枢一直没钱，也就不可能以富裕地区的税收去补贴发展贫困地区，导致富则恒富，穷则恒穷。
在这种落后过时的财政体系之下，再加上大明政权的地方衙门自主权很大，导致很多地方会罗列一大堆自己需要支出的名目上报给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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