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
“二号。”
“确定？”
“确定。”
“一号那张红得多。”
“册子上那行没有那么红。”
武大军最后看。
他看完把手机掏出来，把四样东西拍成一张。
一号、二号、花名册上那一行，还有窗外的天光，全在一张里。
“我也说二号。”他说。
温良这时候才走过来。
“三个人，三个都说二号。”
“记一条。”
“又记。”邱大川说。
“又记。”
一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十分，于教学楼三层西窗，就两支同型红色签字笔书写样本与花名册末行墨色进行目视比对。
样本一（笔杆有领用编号贴）：偏红褐。
样本二（笔杆无编号贴，末端刻痕）：偏暗褐。
花名册末行：与样本二接近。
辨认人三人，独立作答，结论一致。
四个签名。
温良这次也签了——他签在“制样人”那一栏，不在“辨认人”那一栏。
“老师。”杜小满说。
“嗯。”
“那就是说，册子上那一行，是二号那支笔写的。”
“不能这么说。”
“又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两样。”温良说。
“第一样：不是一号那支写的。”
“一号那支是我十月三十号从教务处领的。”
“它在我手里三个月，没离开过我。”
“册子上那一行是三年前写的。”
“三年前它还在柜子里。”
他把一号那张纸拿起来，举了一下，又放下。
“这一条很要紧。”
“因为册子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最省事的说法是：他自己写的。”
“今天这一条，把这句话堵上了。”
“那第二样呢。”
“第二样：它跟二号那支同源。”
“同源不是同一支。”
“那一箱四十八支，出厂的时候墨是一样的。”
“同一箱里随便哪一支，晒出来都是这个方向。”
“我只能说：写那一行的笔，出自那一箱。”
温良把三样东西并排收起来。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