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熬得极稠，米粒完全开花。
雨不大，但阴冷刺骨。父亲蹲在碑前，看着那碗粥。雨水打在粥面上，激起一圈圈涟漪，米汤慢慢稀释，颜色变淡。他忽然觉得，这碗粥，就像那个“念”。一开始很浓，很烫，能烫穿墙壁，能点亮黑暗。但时间像雨水，一点点稀释它，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点淡而无味的痕迹，连“怀念”都算不上，只是一种生理性的条件反射。
妻子忽然伸手，指尖轻轻拂过墓碑上那道拱形的雕刻——那是父亲特意要求刻上的，一个简化了的桥的图案。她的手指在拱形上停留，微微颤抖。
“他还在。”她低声说，声音被雨声打得破碎，“我能感觉到。不是在这儿。”她指了指坟墓，“是在……底下。”她指了指脚下的土地，“在风里。在雨里。在那碗粥凉掉的过程里。”
父亲没有反驳。他知道妻子是对的。孩子没有死透。或者说，那个跨越了二百七十年的“东西”，没有死透。它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从“琥珀”变成了“气息”，从“结构”变成了“底噪”。活着的人要往前走，但它会像影子一样，永远拖在脚后跟。
回程的路上，经过那栋曾经的十二楼，现在已是另一家住户。阳台封着玻璃，挂着陌生的窗帘。但父亲还是习惯性地抬头看了一眼。就在那一瞬间，他似乎看见，玻璃的反光里，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一闪而过，琥珀色的左臂在夕阳下泛着光。他猛地踩了刹车，定睛再看，却什么都没有。只有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一脸沧桑，两眼空空。
第二百八十六年。霜降。风起。
妻子病了。不是身体的病，是精神的。她开始频繁地“看见”。看见孩子在厨房里画拱形，看见他在阳台上指着天台，看见他坐在餐桌前，对着一碗凉透的粥发呆。起初只是余光瞥见，后来变成了直视。她并不害怕，甚至会跟“他”说话，问他冷不冷，问他桥修好了没有。
父亲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诊断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伴发幻觉，开了药。妻子吃了药，嗜睡，幻觉减少了，但眼神也跟着空了。她不再看向那些“不存在”的角落，也不再熬粥。家里那口熬了三年粥的锅，被她亲手刷得锃亮，收进了橱柜最深处。
父亲知道，她不是病好了，是“关掉”了感知。就像芥苔当初冻结自己的感官一样，她用药物把自己冻住了，冻住了疼痛，也冻住了记忆。
但父亲关不掉。他的幻觉和妻子的不同。他听见的不是孩子的身影，而是声音。不是清晰的说话声，是环境音里的“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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