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要的，是一个符合他们的法兰西。”
江澈的脑海中，浮现出在伦敦看到的另一幕幕场景。
那些因为帝国倾销的工业品而濒临破产的工厂主们。
他们组织的抗议，不是去思考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
而是愤怒地要求政府提高关税，将所有东方货物拒之门外。
那些在工厂里辛勤劳作，却随时面临失业的工人们，他们游行的诉求，不是去争取更完善的劳工保障。
不是去学习更先进的生产技能，而是盲目地排斥一切外来者，认为正是这些黄皮肤的苦力，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工厂主的保守，工人的排外，以及今晚，这些保王党贵族的刺杀。
看似毫无关联的三件事，其背后，却指向了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根源。
江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巴黎那依旧在狂欢与骚动中沉浮的夜色。
“欧洲之病，已病入膏肓。”
“病灶不在于科技的落后，也不在于一时的国力衰退。那些都是表象，都可以通过学习和追赶来弥补。”
“它的病，在于思想的极端。”
“无论是今晚这些狂热到不惜动用刺杀来保卫王权的保王主义者，还是在伦敦看到的，那些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外来者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亦或是未来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出现的，任何一种激动人心的主义。”
“当它们变得不再宽容，不再包容异见，将一切不认同自己的人都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时，它们就不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潮，而将成为阻碍这片大陆前进的最沉重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