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机密风险：核心工业数据存储在境外，并由他方主导处理，如何确保敏感的生产工艺和商业信息不被泄露或滥用？这将引发客户巨大的信任担忧。
这已不仅仅是成本问题，而是关乎商业模式的生死存亡。
颜旭立刻动身，带领着公司的首席法务官和国际政策顾问，飞赴布鲁塞尔。他们希望能抓住草案征求意见的机会，进行游说和沟通，至少阐明中方的关切，争取更合理的条款。
欧盟总部附近的一间会谈室内，气氛礼貌而疏离。接待他们的是一位欧盟委员会下属数字事务部门的官员，名叫莫里斯，四十多岁，衣着得体，言辞谨慎，带着典型的布鲁塞尔官僚气质。
颜旭尽可能清晰地阐述了“新旭日”的商业模式，以及该法案可能对像他们这样的创新企业带来的巨大挑战，甚至可能阻碍欧洲工业企业获取更优的技术解决方案。
莫里斯先生耐心地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录一下，脸上始终保持着职业化的微笑。
“颜先生，非常感谢您和贵公司的宝贵意见，我们会认真记录并纳入考量。”他的英语流利而官方，“但我想强调的是，《数据主权法案》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欧盟公民和企业的基本数字权利，确保我们的数据在我们自己的法律框架下得到充分保护，防止不受控的跨境数据流动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监管漏洞。”
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依旧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这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公司，或者任何特定的国家。这是欧盟基于自身价值观和战略利益所确立的原则。我们相信，明确的数据主权规则，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可信赖的数字单一市场。”
“原则”……这个词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堵住了颜旭所有后续想要据理力争的话。他看着莫里斯先生那双蓝灰色的、毫无波动的眼睛，忽然间，清晰地意识到，他面对的不再是苏明远那样一个具体、可博弈、甚至可预测的商业对手。
苏明远的失败，是战术和策略上的。而此刻，他面对的是欧盟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是一整套基于其自身历史、文化、法律和战略考量而构建起来的成熟规则体系。这套体系逻辑自洽，目标明确，并且拥有强大的立法和执法力量作为后盾。它不针对颜旭，也不针对“新旭日”，它只是在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将所有不符合其规则的外部参与者，自然而然地排斥在外。
这是一种更高维度、更系统性的力量。个人或单个企业的技术优势、资本力量、甚至商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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