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记录方式。”她终于说，“不能写在纸上，万一被搜出来...”
“用这个。”李浩从怀里掏出那本薄薄的书——他父亲留下的、用张家庄七十三条人命换来的书。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是空白的衬页。
“用米汤写。”李浩说，“写在这页的背面，干了就看不见。需要用的时候，用碘酒一涂，字就会显出来。”
沈清辞知道这个方法，是地下工作者常用的秘密通讯手段。但她没想到李浩也会。
“你父亲教的？”
李浩点头：“他临走前教我的，说也许用得上。”
沈清辞看着那本书，看着那泛黄的纸页，突然明白了——李浩的父亲留下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文物的下落，更是留下了一种传承，一种在黑暗中传递火种的希望。
“好。”她说，“我做。”
决定一旦做出，沈清辞的心反而平静了。她不再只是一个逃亡者，一个求生者。她重新找回了某种东西——那是她在报社时的信念：记录真相，哪怕真相再残酷；发出声音，哪怕声音再微弱。
接下来的几天，沈清辞白天去小楼抄写文件，晚上回来用米汤在书上记录关键信息。她记住了日军在华北的物资储备地点，记住了运输车队的路线和时间，记住了“可疑分子”的名单——虽然她无法核实那些名字的真伪，但记下来，也许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李浩的伤在秦大夫的治疗下逐渐好转。第三天换药时，伤口已经不再化脓，长出了粉色的新肉。秦大夫很满意：“再养十天半个月，就能走动了。但记住，不能剧烈运动，不然伤口还会崩开。”
沈清辞感激地点头，付了诊金——用的是她在小楼挣的工钱。秦大夫没收，摆摆手：“留着买点好的，给他补补身子。”
日子看似平静地过了五天。沈清辞逐渐熟悉了小楼的工作，也摸清了一些规律：每天下午三点，会有一辆摩托车来取走抄好的文件，送去哪里不知道；小楼里除了抄写员，还有几个翻译，专门翻译日文文件；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负责人姓胡，大家都叫他胡先生，是这里的总管。
第六天下午，沈清辞在抄写一份文件时，手突然抖了一下——那是“安平镇及周边地区地下抵抗组织嫌疑人员名单”，名单上有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附有简单的资料：年龄、职业、住址、嫌疑依据。
而其中一个名字，让沈清辞的心跳几乎停止：
秦致远，男，五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