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病相怜”，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后来元稹回长安当宰相，也没忘了张籍。当时张籍官小，还常受排挤，元稹就多次向朝廷举荐，说“张籍有大才，能为百姓立言”。有人劝元稹“张籍性子直，不会站队，你举荐他没用”，元稹却笑说“我荐的是他的诗，是他的心，不是他的‘站队’”。
张籍也记着这份情。元稹后来又被贬武昌，病得重，张籍特意托人寄去熬的药，附诗《酬元员外》，写“昔岁俱为江外客，今年同到洛阳城。且喜筋骸俱健在，莫嫌须鬓各皤然”——咱俩从江南贬谪到洛阳相聚，如今你又遭难，只要身子还在，就有再聊诗的日子。可惜这首诗寄到武昌时，元稹已经去世，张籍听说后，对着诗稿哭了半天，把诗烧给了元稹。
三人的“共同底色”：诗为民生，不为虚名
张籍、白居易、元稹的交往，从来不是“诗酒唱和的热闹”，而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理想契合。他们都反感“为诗而诗”的风花雪月，都坚持把“老农的饥寒、征妇的眼泪、士兵的劳苦”写进诗里——
- 白居易写“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张籍就写“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 元稹写“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悼亡），张籍就写“十载来夫家，闺门无瑕疵”（叹弃妇）；
- 三人聚会时，聊的不是官场八卦，而是“最近又听百姓说什么苦，该写首诗记下来”。
这种“以诗为器，为民生发声”的共同追求，让他们的交往超越了普通朋友，成了“精神上的战友”。就像白居易说的“吾与元九、张十八，同志为文，共挽中唐之颓风”——他们要挽的，不只是诗坛的颓风，更是对百姓疾苦的“漠视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