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盛唐一夜之间塌了，而他早在泰山的云里，就预见了这场灾难。
如果说李白是盛唐的“宠儿”，王维是盛唐的“隐士”，那杜甫就是盛唐的“观察者”——他不沉迷于繁华，也不逃避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盛世遗忘的角落，投向了那些在底层苦苦挣扎的人。这不是他故意“找不痛快”，是他所处的社会土壤，逼得他不得不看清真相。
开元后期的唐朝，早就没了“均田制”的公平——权贵们抢着占土地，把老百姓的田都吞了，无数农民变成了“流民”，要么饿死，要么被迫去当兵。
杜甫在长安待了十年，天天“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跟着权贵们蹭饭吃，看够了富人的奢华：一顿饭能吃掉老百姓半年的口粮，一件衣服能抵上农民一年的收入；可转头再看街上，有卖儿卖女的，有饿倒在路边的，还有被抓去当兵的年轻人，哭着跟母亲告别。
这些画面，别人要么看不见，要么假装看不见，可杜甫看见了，还把它写成了诗——《兵车行》里那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不是他瞎编的，是他真的听说了：朝廷年年派兵去青海打仗，打输了，士兵的尸体就扔在战场上，没人管，任凭风吹日晒，变成白骨。他还写“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咸阳桥上，全是送儿子、送丈夫去当兵的人，哭喊声盖过了车马声，扬起的尘土把桥都遮住了。
这哪是“盛唐气象”？这是盛世下的“人间地狱”。
那时候的文人，早就开始“各走各路”了：王维看透了官场，躲进辋川别业，靠山水禅意过日子；李白被赐金放还，到处游山玩水，靠喝酒写诗排解郁闷；只有杜甫，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一年到头都在为老百姓发愁，愁得肠子都快热了。他不是不知道这条路苦，他自己都快饿死了，“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还是放不下那些比他更苦的人。
有人说他“傻”，说他“自找苦吃”，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文人不能只写风花雪月，不能只顾自己快活，得为老百姓说话，得为国家担责。这种“傻”，不是天真，是他作为文人的“良心”，是盛唐文人里最珍贵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说李白的“进取”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个人自信，王勃的“进取”是“不坠青云之志”的个人理想，那杜甫的“进取”，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家国情怀——他想帮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好君主，想让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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