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专营的巨利如同强心剂，让苏源势力得以更高速地运转扩张。然而，随着地盘扩大、人口构成愈发复杂（新增大量流民和归附人口），原有的、基于宗族乡约和墨尘个人权威的惩戒体系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作奸犯科、纠纷冲突、乃至对新政阳奉阴违的事件逐渐增多。
这一日，墨尘面色冷峻地来找苏源和云芷，带来了近期的治安汇总报告，语气沉重：“公子，云先生，近日辖境内作奸犯科之事频发，偷盗、斗殴、乃至抗税事件皆有发生。旧有规约惩罚力度不足，难以震慑宵小。依我之见，乱世需用重典！当颁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甚至恢复肉刑、连坐之法，方能以儆效尤，迅速肃清不法，稳固秩序！”
他的想法带着鲜明的法家色彩，强调严刑的威慑作用，主张通过加重惩罚来减少犯罪，手段直接而酷烈。这很符合他注重控制和效率的一贯风格。
苏源闻言，眉头紧锁。他本能地反感过于严酷的刑罚，认为这有违“仁政”初衷，容易造成冤狱和人心惶惶。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墨尘说的治安问题确实存在。他一时难以决断，不由地将目光投向云芷。
云芷放下手中正在核算的盐利账目，抬起头，看向墨尘。她的眼神平静，却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仿佛要穿透墨尘提出的方案，直抵其核心逻辑。
“墨先生所言，旨在通过提高犯罪成本来遏制犯罪，初衷可理解。”云芷先给予了部分肯定，但随即话锋一转，“然，‘严刑峻法’之策，存在数点逻辑缺陷与潜在风险。”
一场关于法治思想的碰撞，就此展开。没有情绪化的争吵，只有冰冷的理智交锋。
“其一，边际威慑效应递减。”云芷抛出第一个概念，“刑罚过于严酷，可能导致轻罪之徒因恐惧同等重罚而索性犯下更重罪行。例如，若偷窃与杀人同判死刑，则小偷被发现时，更可能选择杀目击者灭口而非逃跑。此非遏制犯罪，乃助推犯罪升级。”
墨尘目光一凝，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
“其二，执行成本与错误成本。”云芷继续分析，“严刑意味着一旦错判，后果无法挽回（如错杀）。而维持一个能确保极高定罪准确率的司法系统，成本巨大。在我方现阶段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盲目推行严刑，错判概率大增，反而会破坏法之威信，甚至引发民变。”
“其三，法之目的偏离。”云芷直视墨尘，“法之终极目的，非为威慑而威慑，更非为惩罚而惩罚。法之核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整体运行秩序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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