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我们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坦诚对话。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失望和期望，指出了公司偏离初心的具体表现。
“我们最初的优势是深度研究，”陈浩说，“可现在却在和那些大公司比拼产品迭代速度。”
“我加入是因为想帮助患者，”苏晴补充，“但现在我们离患者越来越远。”
最让我触动的是方舟的话：“我放弃谷歌的高薪，不是为了参与另一场商业竞争。”
在听取了所有人的意见后，我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重新定位公司战略，回归研究驱动的模式，即使这意味着要拒绝一些商业机会。
“我们将成立两个独立的团队，”我宣布，“一个继续产品优化，另一个专注于前沿研究。研究人员不需要参与商业事务，他们的唯一任务是推动科学边界。”
这个决定立即带来了反响。一位主要投资人表示反对，警告说这会“影响公司估值”。更让人压力倍增的是，竞争对手趁机加大了市场推广力度。
但在团队内部，气氛完全改变了。艾米莉收回了辞职信，陈浩重新走进了实验室，苏晴开始策划与患者的深度互动项目。
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由于我们坚持研究优先的策略，团队在基础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发现了梦境干预对创伤记忆的神经重塑机制。这项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项基础研究的突破反而带来了商业机会。几家大型医疗机构主动寻求合作，希望将我们的最新发现应用于临床实践。
“这就是坚持初心的回报，”弗洛伊德老师评论道，“当你们专注于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时，其他的一切自然会随之而来。”
圣诞节前夕，我们举办了团队重组后的第一次团建活动。在剑桥市郊的一个小木屋里，大家围坐在壁炉前，分享着这一年的心路历程。
艾米莉说：“我意识到，高薪和职位都无法替代解决重要问题带来的满足感。”
陈浩补充：“重新回到实验室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这才是我们应该在的地方。”
最让人感动的是，我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张女士和女儿制作的感谢视频。视频中，小女孩举着一幅画：“谢谢你们让妈妈不再做噩梦。”
看着团队成员湿润的眼眶，我知道，我们找回了最宝贵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在管理日志上写下：
创业不是要把公司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