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我在寻找的答案吗？
我立即约方舟和陈浩见面。在心理学部顶楼的天台上，我们迎着晚风激烈讨论。
“所以你想研究梦境的可塑性？”陈浩总结道，“通过外部干预改变梦境内容，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不止如此，”我激动地说，“我想研究的是，如何激发心灵自身的疗愈能力。就像原园看到的那些孩子，他们不是在消除噩梦，而是在转化噩梦。”
方舟一直沉默地听着，这时突然开口：“技术上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能精准识别噩梦的神经标记，也许就能在睡眠中施加干预......”
“比如在REM睡眠期播放特定的声音？”陈浩接上思路。
讨论持续到深夜。当我们离开天台时，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已经初具雏形。
第二天，我带着这个大胆的设想去见李教授。出乎意料的是，他听完后没有立即否定，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思考。
“这个选题很有野心，”他终于开口，“它涉及到三个层面的创新：理论层面要重新理解梦的功能，方法层面要开发新的干预技术，应用层面要验证其临床效果。”
他站起身，在书柜前踱步：“这意味着你可能要同时闯三个难关。”
“我知道。”我坚定地说，“但我觉得值得。”
李教授转过身，目光中带着罕见的激赏：“那就去做吧。科学需要有人去闯无人区。”
选题确定的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实验室整理思路。弗洛伊德老师静静地站在窗前，月光透过他的身影洒在地板上。
“您觉得这个选择对吗？”我忍不住问。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他的声音悠远而深沉，“重要的是，你选择了追随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安逸。”
他转向我，眼中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不是那些被证明错误的理论，而是那些因为害怕被嘲笑而放弃探索的想法。”
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了博士研究的筹备。陈浩决定继续与我合作，专注于开发梦境干预的行为范式；方舟则承诺提供技术支持，设计实时监测与干预的系统原型。
更让我惊喜的是，原园表示愿意提供她在非洲的田野调查点作为研究基地：“这里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创伤患者，他们愿意尝试新的治疗方法。”
一切都在向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展开。这个最初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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