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衣柜前，打开最底层的一个旧行李箱，从夹层里摸出一个小药瓶。
标签已经有些磨损，但还能看清上面的英文药名——那是她在新西兰时医生开的抗焦虑和助眠药物。
回国后，已经很久没碰了。
她努力屏蔽所有关于新西兰的消息，像个懦弱的鸵鸟，只想把头埋进沙子里，逃避一切。
可现实总是如此残酷，轻易就能击碎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洽。
她倒出两片白色的小药丸，没有用水，直接干咽了下去。
第二天，李舒睿和霍唯舟并肩走进一家心理诊所。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心理医生。医生看着眼前这两位明显气场强大，眉宇间都带着沉重郁色的男人，职业性地问道。
“两位先生，请问是哪位需要咨询？”
李舒睿声音低沉：“医生，我们想替一位朋友咨询一个问题。”
他斟酌着用词，尽可能简洁却清晰地描述了情况：“如果一个人原本生活得很幸福......
您觉得，她会不会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心理医生听完，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推了推眼镜，用专业而客观的语气分析道。
“根据您的描述，这位女士所经历的，是典型的重大创伤性事件。这不仅仅是悲伤，更可能发展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伴随重度抑郁和复杂性哀伤。”
医生顿了顿，继续深入解释。
“您说她的丈夫是她当时的所有，那么丈夫的重伤昏迷，对她而言意味着核心支撑的崩塌。
而救命长辈的惨死现场，更是会形成无法磨灭的闪回画面，不断折磨她。
清醒地目睹至亲为救自己而死亡，这种冲击和随之产生的负罪感，是极其沉重且难以自我开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强调，“她几乎必然会陷入深度自责的深渊，认为自己是灾难的根源，无法原谅自己。
如果事后，她能得到家人、朋友充分的理解、支持和无条件的关爱，并能及时接受专业、系统的心理干预，那么她是有可能慢慢走出阴影。”
医生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加凝重。
“但是，如果事后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反而持续有人指责她、强化她的负罪感，那么这种外界攻击就会和内疚感形成可怕的合力，彻底将她困在心理牢笼里。
很可能，她一辈子都无法真正走出来，甚至会产生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