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需要为了家里的各种琐事和儿孙幸福，要一直干到实在干不动为止——而这样的例子，谢超跟我讲过不少。对他们来说，打工挣钱没有退休一说，只要缺钱花，但凡还有力气，他们便要一直干下去。而他们也普遍缺乏安全感，不像脑力劳动者，有更多安全保障。
我以为谢超不会成为那样的人，然而不幸找上门的时候，从不跟你提前打招呼。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七八年后，我才从另一个初中同学那里听说了谢超的不幸。
我还没毕业时，谢超便已在县城买了房子和车子，并把老婆孩子接到县城生活。结果第二年，赶上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仅治疗费便花掉几十万。为了治病，市医院、省医院都跑了个遍。虽然国家已经普及了新农合，但能报销的费用十分有限。为了手术费，谢超只好把房子和车子卖掉，姐姐和姐夫那里又凑了五六万，外面又借了四五万的外债，这才凑够了手术费和住院费。结果钱花了，在医院ICU病房住了小半个月，却还是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给父亲办完后事，谢超便马不停蹄开始挣钱还外债。靠起早贪黑继续卖烤串，3年后，总算是还清了外债。结果刚轻松半年有余，又赶上大儿子患上肥胖症，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无果，2年后，儿子也撒手人寰。
好在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后来总算健健康康地长大了。随着儿子越长越大，谢超身上的压力却一点没有减少。为了儿子在县城读书，谢超又借钱凑了房子首付，买了一个小一居，想着等将来挣钱了，再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儿子学习成绩还不错，将来也很有希望上大学，但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谢超的焦虑感，因为将来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奥运会过后，北京对户外烧烤的管控开始放松下来，由此导致户外木炭烧烤又开始卷土重来。为了严肃整治这一乱象，2013北京又发布了《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加大了户外烧烤以及室内烧烤的执法力度。这一波行动，导致很多烧烤摊贩关门歇业，谢超的烧烤店也受到了一定冲击。因为烧烤炉过滤器不合规，谢超只能重新采购，而这一折腾下来，不仅耽误小半个月的生意，更增加了经营烧烤的成本压力，加之房租年年涨，但收入却大不如前。
即便如此，总的算下来，在北京做烧烤也比老家做买卖划算。而且回去能干什么，干什么才能养得起全家，也是个大问题。
谢超早就有了回老家陪伴老婆孩子的念头，但他想多挣几年钱再回去。因为房子贷款尚未结清，换大房子也遥遥无期，因此，什么时候是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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