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培拉的雨季来了，那空气湿漉漉的，带着股铁锈和老木头沤烂了的腥气，钻进鼻孔，闷得人心里发沉。政务院那张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橡木长桌，也让连绵的雨水浸得胀了起来，边角处洇开深色的水痕。桌角堆着半人高的卷宗，摇摇欲坠。最上面那本硬皮大册子，封皮霉烂发黑，边缘卷着毛边，勉强能认出是《殖民时期土地契约汇编》。翻开的地方，羊皮纸页泛着不均匀的黄褐色，上头用花里胡哨的约翰国文字写着“红袋鼠部落土地让渡协议”。墨迹早就被潮气洇开了，一团团暗红，活像是干涸了很久的血渍。
张子轩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攥着一块沉甸甸的青铜镇纸。这东西不寻常，是用旧殖民政府收缴来的铜印熔了重铸的，底部刻着四个字：“政务衡平”。他手指关节捏得发白，青筋都绷了出来。眼前摊开的三大摞卷宗，都用鲜艳的红绳子系得紧紧的，像三个勒住了脖子的死结，逼着他今天必须解开：一宗是华人矿工和当地红袋鼠部落为了争灌溉水源闹得不可开交；一宗是悉尼那边纺织厂的女工们闹罢工，工钱不对等；还有一宗更棘手，是翻旧账要追缴殖民时代欠下的什么“人头税”。
窗外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密密麻麻，一声接一声，没完没了，像有无数双焦躁不安的手在外面猛劲儿地拍打。
“使司，”门外传来属官的声音，连这声音也被湿气浸润了，显得有些粘滞，“红袋鼠部落的卡鲁长老，在廊下已经等了足足三个时辰了。”话音落，属官轻轻推门进来，脚下那双厚底靴子沾满了泥泞的红色黏土，在光洁的青砖地上拖出几道歪歪扭扭的湿痕子。
张子轩抬起头，目光恰好落在被雨水冲刷的窗玻璃上。玻璃映出他的脸：鬓角的白发，比去年这时候又多掺了不少，丝丝缕缕，格外扎眼。眉骨上那道疤——那是十年前墨尔本激战，他为了保护后方转运工厂的机器图纸，硬挨了一记刀劈留下的——在昏暗的光线下，似乎正隐隐地发亮、抽搐，好像旧日的伤痛被这恼人的湿气唤醒了。
他烦躁地抓起最厚的那份卷宗。纸页随着他的动作哗啦作响，一股浓烈的樟脑丸和纸张霉烂混合的气味直冲鼻端。这是民国三十一年从旧殖民档案里清点出来的东西。上面清清楚楚写着：1842年，红袋鼠部落的酋长，用区区三瓶劣质的朗姆酒，就从手里“典让”出了卧龙岗附近上万亩的土地！那契约上所谓酋长的“画押”，不过是一个歪歪扭扭、不成形状的指印，边缘还能看到可疑的暗色污渍，仿佛当年签字画押时洒落的酒沫子。如今，华人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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