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奶奶捏起那张船票，指腹蹭过“厦门”两个字，突然想起明远信里说“船总晚点”，原来不是船慢，是他故意换了航线。信纸的虫蛀处，刚好剩下“等你”两个字，墨迹深得像要渗进纸里。
“他总爱耍这些小聪明。”张奶奶笑着擦泪，眼泪却掉得更凶，“当年我说喜欢吃甜豆花，他非说巷口李婶的太淡，绕远路去三条街外买，结果回来时豆花凉透了，他就揣在怀里捂热，烫得自己直咧嘴……”
傍晚，明轩端来碗豆花，上面撒着层厚厚的红糖。“按爷爷的方子做的，说‘阿月得加三勺糖才够甜’。”他看着张奶奶吃完，突然从抽屉里摸出个布偶，是只缺了耳朵的兔子，缝补的线脚歪歪扭扭，像极了阿梨那个。
“爷爷说这是您当年给他的，”明轩把布偶递过来，“他说‘阿月做的兔子，缺只耳朵才好看’，每天都放在枕头边。”
张奶奶摸着布偶的耳朵，忽然发现里面塞着东西——掏出来一看，是张揉皱的糖纸，和陈爷爷送来的橘子糖一个牌子。糖纸背面写着：“1960年冬，阿月偷偷塞给我的，甜了一整年。”
窗外的槐花落了一地，像铺了层白毯。张奶奶把布偶放在床头，和自己带来的那只缺耳兔子并排摆着，两只兔子的眼睛都用黑纽扣缝成，在月光下闪闪的，像在对视。
“明远，”她轻声说，“你的槐花导航真好用，我没走丢。”
院里的槐树沙沙响，像是有人在笑。阿梨看见张奶奶的嘴角翘着，眼角却亮晶晶的——那些藏在树皮缝里的牵挂，偷换船票的小心思，还有糖纸背面的甜，都在这异乡的月光里慢慢融了，变成最暖的风，裹着两个老人跨越半世纪的重逢，温柔得像从未分开。
第二天清晨，张奶奶在明远先生的坟前放了颗橘子糖，又摆了块梧桐巷的槐花糕。“你看，我把甜的都带来了。”她蹲在墓碑旁，摸着上面“明远”两个字，“以后啊，我天天来给你讲巷里的事，讲王大爷修钟又敲坏了锤子，讲李婶的槐花糕蒸糊了，讲阿梨的铅笔又帮人补了东西……”
风卷起片槐花，落在墓碑上，像个轻轻的吻。阿梨忽然发现，那支神奇的铅笔不知何时从书包里溜了出来，根须缠着片高雄的槐花，正往梧桐巷的方向轻轻探——它在给张奶奶“导航”呢，告诉她这里的春天，和家里的一样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