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知识的规律性，乃至认识世界。而在此之前，能做到这一点的惟有上帝。
除此之外，历史上他还担任了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步宪法草案的总体起草工作，可见其能力绝对是神仙放屁--不同凡响。
不过本时空由于北海镇的出现，孔多塞辞掉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因为罗伯斯庇尔在“圣殿塔事件”后公然提出，只有在和平到来之后才能用宪法治理国家，而内外战争状态下的政府只能是独裁政府。
在两人的交谈中，孔多塞向赵新大致讲述了自己对于历史哲学、宪法和教育的诸多看法，让赵新感觉受益匪浅。虽然对方是透过西方文化发展来概括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理论中也无法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意味，可赵新觉得对于一个从未了解过中国文化，也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难怪此人会成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孔多塞之所以来东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和焦循相互交流了东西方史观后，他对中国史观中以道德来判断是非标准、以人为历史推动力、和史学就是为了给活着的人服务这一功能产生了极大兴趣。
中国的史书通篇都是在告诉人应该如何。通过系统的总结经验教训，再加上道德说教，告诉后人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也就是趋吉避凶。
要知道西方史学的观点可不是这样。西方人研究历史上的那些成功典故不是为了效仿，而是要学会如何克服自身，获得内心的成功；研究悲剧典故的目的不是为了如何避免历史重演，而是要在命运带来悲剧时，能获得足够的勇气去承受。
赵新对历史哲学没研究，不过他觉得这两种思想的碰撞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或许孔多塞在看到了北海镇，深入了解儒家文化后，会写出不一样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吧！
在交谈的过程中，孔多塞对北海镇提倡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此人在两年前就出版了一本名为《论准许妇女享有公民权》的小册子。
“赵先生，在我看来，要么人类的任何成员都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利，要么他们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任何反对他人权利的人，无论他的宗教、肤色或性别如何，都会自动丧失自己的权利。”
如果说以上这些讨论还都是一些形而上的问题，等孔多塞讲述了他那个在后世极为著名的投票悖论后，赵新的心里砰砰直跳，似乎发现了某种“秘密武器”。
要知道民主和效率注定是无法调和的矛盾，除非给民主方法和程序施加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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