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医院。
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傅斯年犹像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
由此病案，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也知傅斯年的心情又是如何的悲愤交集与哀伤。
四个月后，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假如“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早治疗。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隔一个月后，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至今念之，倍觉罪恶者也。”
母亲去世后，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丧事亲力亲为，看地、安葬，连续操劳奔波，血压都不量了。等忙完丧事，到李庄一量血压，打破一切纪录。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傅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未开吊，未发讣，事后登报耳。”
他手头拮据，又逢国难，只好卖书葬母，丧事从简。“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
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
为此,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短短几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宽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