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冈的发掘梁思永与吴金鼎是有备而来的。一九三零 年秋，在济南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一次发掘，吴金鼎作为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参加了发掘工作，梁思永虽然未参加此次发掘，但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工作。可以说，两人对城子崖的材料了然于心。后冈发掘前，梁思永与吴金鼎到后冈勘察，地面采集到很多与城子崖相似的陶片。这是当时发掘后冈主要动因。
是的，他们已经接近考古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现了，只是风云突变。
这一年的五月初，原本已经投降蒋介石的西北军石友三部突然叛变，与中央政府决裂，他们竟认为中研院在安阳的发掘小组是奸细。于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全体人员迅速撤离了安阳，第四次发掘宣告结束。
但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殷墟不行了，还有城子崖。
山东古迹研究会随即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开始了城子崖第二次发掘。
这次带队的是梁思永、吴金鼎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以及王湘等人。
第一次发掘，因为李济和董作宾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在相关考古发掘技术上的缺陷，发掘工作存在一定短板。但是，作为留美归来并掌握了现代考古知识与手段的梁思永，已经完全突破传统考古认知和方法，尤其在田野考古方面，填补了李济、董作宾等老一代考古学家留下的空隙。
李济对梁思永在这方面的贡献十分认可。他曾经这样说：“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学家，并且对于东亚等考古问题做过特别的研究。两年来他对于考古组的组织上和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
梁思永在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时，对考古操作改革多涉及田野考古之细节，如：每坑作业工人降至最低限度以提高效率；以布袋代替麻纸包装，既可多次使用节约又不易损坏而紊乱；改善出土物标签的记录方式，详细标明出土地点等等。但梁思永在城子崖很重要的贡献是在出土物整理与报告编写方面，主要由他构建的整理方法及报告编写体例，开创了中国考古报告的先河，此与他早年曾整理研究过李济所发掘的西阴村资料有着很大的关系。
到了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后期，暴雨突至，雨水迅将几个已经挖掘了一米多深的探坑全部灌满。根据以往经验和办法是等待坑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这样至少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
经过商量，决定采用吴金鼎提出的建议，借用村民的水桶将探坑中的水排出，晾干，尽快重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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