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俭让的家庭，读了那么多的书，可以肯定，他是希望他带领的这支游行队伍，能够进行和平示威，对于火烧赵家楼，他肯定是有保留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和他的预想，是有很大落差的。也就是说，在活动中，他是做了不少的不情愿和违心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会说，群众运动那能没有过火行动，这当然不无道理。其实，更深刻的原因是，在追求民主和共和的道路上，当局和人民群众，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对于当局，不能因为有人上街游行便认为是出了大乱子。而对于民众，能够在游行示威中保持理性。坚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这便是在民主制度下当局和民众成熟的一种表现。
如果，傅斯民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就会对发生的事充分的理解了，但他不是，因此，这时候的他，心很乱，也很累。
再者，他做出这个决定，肯定与他的老师胡适有关。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
有记载：“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毫无疑问，在民主社会里，游行示威是民众表达自己诉求、意愿和主张等寻常的方式，是不同于起义和暴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