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十二年，大明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时代。
朱标继承了朱元璋与民休息的原则，这位新皇并不热衷于发动战争，除了海外舰队的行动，大明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战争，边境虽然偶有摩擦，但在明军强横的武力威慑下，总体上都是和平的。
因为并没有继承“铁人”天赋，所以朱标被迫扩大了军机司的规模与作用，逐渐将其从辅佐皇帝以备咨询的秘书机构，变成了协理批阅公文的实权部门，但军机大臣的品级依旧低微，在朝堂中被戏称为“门槛下省”，乃是揶揄还不如古代之门下省的意思.当然，这肯定有部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滋味在里面。
另外，朱标对待文臣也颇为宽和，没有再兴起大狱，并且随着当年南北榜案定下的制度的逐渐执行，开始频繁地开科取士，进行官员队伍的更新换代，大量科举出身的士子，取代了洪武朝中后期的国子监生员们，成为了官员队伍的主流出身。
当然，这些科举出身的士子，目前还在文官系统的中下层，还得经过一些年的时间，新鲜血液流动完毕，他们才能真正彻底地成为帝国文官集团的主宰。
而这也意味着，以“籍贯”“举年”为标准，自然而然抱团形成的乡党、同年、座师等等关系的出现，强大的文官利益群体的形成，这也是帝国开始进入中期的标志。
当然，官员队伍迅速膨胀，肯定是会带来贪墨、结党这些负面弊端，不过随着帝国治理规模和难度的上升，更多的官员在短时间内，确实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除了扩大秘书部门和开科取士、不兴大狱，朱标还十分乐意于做一个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皇帝，因为作为一个守成之君，朱标很清楚，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可能超过洪武时代的，因此，他更乐意在文治上下功夫，在日后的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朱标觉得“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所以广泛接受科道言官们的批评，哪怕有时候这些为了求名的言官，批评的过于严苛，甚至有些刻薄。
总之，朱标成为了一个仁慈但有原则的君王。
他亲自修订《大明律》，秉持着“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的原则，把洪武朝定下的重重严刑峻法，进行了放宽，不再允许宫刑等以致残不致死为目的的残酷刑法的实施，但保留了凌迟因为凌迟是用来威慑谋逆者的，这是皇权的底线，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凌迟的目的也是为了弄死人，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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