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人同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动荡离乱之秋；二人在幼年时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系统地接受了正规的西式教育；二人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辛亥革命爆发后，又相继回国从政。他们在民国政治架构中处于政治中心与外围的中间层，是不可或缺的实际政务的操作者。在于公于私的交往中，二人结下了近五十年的友谊。
他们还有施肇基在会前进行了周密部署和分工，按照个人的旨趣和专长指定各自的任务。
施肇基负责撤军、撤销和移交外国邮局问题；王宠惠负责与他法学专长相关的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二十一条等问题；顾维钧负责租借地问题、势力范围问题、关税问题、以及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还有就是山东问题。
当年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告病之后，顾维钧实质上就是中华民国首席代表。所以《凡尔赛合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对他来说就是职业生涯中的最大耻辱。
他当然一心想要洗刷这样奇耻大辱，而如今机会也确实出现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