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
何方轻蔑的扫了大家一眼，意思是你们都是没脑子的人，还自诩为清醒者、精英。
“何方导演，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告诉我文艺电影搞批判我们该怎么拍？”A导演愤愤的问道。
“很难吗？刚才我不是说了，为什么不批判批判一下所谓的虚假的西方普世价值？为什么不批判一下西方的君主制？为什么不批判一下西方合法的黑帮制度，还有他们的色情合法的制度。
美西方这些年都要造成多少年轻的男子与少女被黑帮枪杀，被拐进妓院？再比如批判一下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是如何朱门酒肉臭的？也可以批判一下不过是在西方留个洋或移个民，在外国当二等三等公民，一回国就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对待同胞的……
如果你们想批判，那批判的素材多得很，怎么不见你们去批判了？偏偏一定要咬住制度在那里一个劲的批判？不批判制度就不是批判了是吧？
这就好像你面前有稻谷、玉米、小麦，你只懂得如何吃小小麦，宁愿饿死也不去吃稻谷与玉米一口？我在这里讲这么多只想说一个道理。
那就是你们在抱怨制度限制你们批判，实际上在你们认为最先进的美西方也有制度限制了他们的批判的。这说明一个问题，不只是中国有限制，在哪个国家都有限制。
另一个是，你们想要批判可以，不是不行，但不要死死的抱着一个体制批判，除了体制之外可批判的素材多得很，但也没见你们去批判啊。”
何方说完话之后，主持人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这时候王司长缓缓的拿起话筒。
“我说两句。”王司长的开口让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刚才W导演的一句话我是认可的，即电影的两条腿文艺与商业都要照顾到。但是，我更认可何方导演的话，不是不照顾文艺电影，而是你们要求的很多我们做不到。
我们政策法规司每年研究全球发达国家以及影视发展优秀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知多少，每年因此而开的研讨会大大小小不下百场，我们都在讨论怎么改革，怎么做出有利于我们电影未来发展的政策。
正如何方导演所说，有些法律法规是不能照搬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就不一样，照搬不了。比如你硬要把鸭身上的东西搬到鸡身上去，这不是不伦不类了嘛。
我们也能理解一些文艺片导演的着急、焦虑、甚至不满，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要解决你们的不满就要把制度都改变吧？今天既然聊到这了，我也就跟你们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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