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仅只是严厉训告，仍然不能杜绝乡愿窃德的风气。在这些河北时流各赴地方之后，沈牧又安排一批亲信卒众分别赶往不同的赈济地点，这些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河北难民行此接受赈济的时候，向他们询问人物。
一旦某一个名字频频出现于这些流民称颂的言语中，那必是乡愿德贼无疑，即刻收押论罪！你们担任的是行台职事，负责行台安排的赈济事宜，行台自有禄养功赏，结果流民不夸行台惠政，反赞乡士贤良，不是暗亏大义、私养伪德又是什么！
民众们是淳朴的，一旦感觉接受了某些人的恩惠，铭记不忘乃是人之常情，他们也愿意宣扬这样的德声。可是随着沈牧采取这种强硬措施之后，原本最为乡流门户喜爱的乡人赞誉，便成了紧紧勒在他们颈间的绳索。
而这次需要赈济的生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也让这种乡声采集具有了很高的公正性，不枉纵、不错杀。
一时间，这些河北乡流也是人人自危，叫苦不迭，唯恐为旧誉所累。如今的他们，也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羯国崩亡在即，生民大量出逃已是眼见的事实。唯有行台、唯有王师才能给这些濒危的民众们提供生机活路，他们即便是再想借助乡声誉望而兴风作浪，也完全做不到。
将这些赈济事宜安排妥当之后，沈牧才具书详录，着人呈送给后路的大将军。
当这一份奏书送到大将军手中时，已经时入三月，而大将军也早已经离开了邺城抵达广宗，将此书信展开细览之后，大将军已是喜形于色，并忍不住向左右赞叹道：“我家这位兄长，已经颇得社稷大器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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