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趁全球金融危机时刻，再考虑三国情景，偶有心得：
三国之蜀，本为正途，却惨遭灭亡，诸多原因，但从人文和谐角度出发，我觉得：
有人批评诸葛亮（三国时代蜀国宰相，字孔明，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刘备三访始获见，后佐刘备建国于蜀，与东吴、魏鼎足而立，拜为丞相，封武乡侯）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所以匡衡（汉朝人，累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吴汉（东汉人，字子颜，封度平侯）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刘备，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名纪，东汉？颍川人）、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费祎（三国蜀人，与董允齐名，累官至尚书令，封成乡侯）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由此，从经济学考虑，即为经济荒靡，这是要用政令严谨的态度，加以调和；经济飘渺、虚火旺盛，这时要采用政令压制，市场调节的手段；虚体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太远，如果再加以政令鼓吹，则经济危机不远矣。
再从公司运营体制考虑，即为法和人要相互平衡。人不行，法大于人；人行，法要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