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结束后二十三年，我停止向纽约时报的周刊投稿，并将剩下的手稿付之一炬，等到过去的回忆化为灰烬，我和安娜·伊万诺娃底价卖掉第四街的房子，动身前往得州的达拉斯。
我未曾想过离开居住十七年的街区，但一切都变成了我不认得的模样——那年盛夏我俩在哈德逊河边眺望远景，当一条蒸汽船喷着浓烟向我们靠近时安娜忽然扶着我晕倒，我当即吓个半死，赶紧和海员把她抬到附近的维希涅夫斯卡诊所，十天后我们收到肺气肿的确诊报告，此后安娜便卧床养病。当医生通知她可以下床，安娜找来一张地图计划起南迁，并坦白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我以拥抱回应了我的妻子，并最终敲定达拉斯作为我们的新居。
在这座南部小城，我们的生活平淡而充实地展开。我让安娜静养生息，可她执意要进电报厂当调度员，坦言那里“干一休一”的制度吸引了她。而我则受达拉斯晨报的聘用，成为了众生可憎的编辑——周一到五每天花三小时写稿，礼拜六休假，礼拜天为街区的书会撰写《新自由民》。除开月初一整天的体检以外，我们的生活闲适而漫长，也养成饭前浅酌贝灵哲酒的习惯。
一天，安娜告知我要跟同事换班，所以不能在家吃饭。我匆匆吃过晚饭，从柜子里翻出酒瓶和杯具，打算独享昨晚剩下的葡萄酒。
倒酒这方面我一窍不通，可安娜总是让我来做，然后在旁边唠叨杯子里的酒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好像她才是深谙此道的行家，而此刻我却能无视这条小小的规矩，放任酒浆满溢……在我的舌尖就要触及桃红色的酒面时，门铃骤响，我有些惊慌地放下杯子，白天我们的公寓时常被人拜访，可这般夤夜造访的恶客真是头回遇见。
“嗨，吉尔蒙·格罗斯，好久不见。”
门外站着的是戴维·墨菲——我在纽约的同事兼挚友，他在德文纽约日报工作，是一个致力于移民事项的弗吉尼亚人，也是1871年我从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的船只走下来认识的第一位美国人。
墨菲先生说话素来简洁干练，三两句就让我弄懂了他的来意。原来他被报社外派到南方考察，今夜火车在达拉斯停靠，听闻故友在此便登门拜访。几句寒暄过后，戴维以第二天要赶往休斯顿为由要走。
“你确定不留下来喝一杯吗？”我轻轻晃着盛满红酒的高脚杯，“很久没有安娜之外的人陪过我了。”
戴维停住了脚步，收回了刚要去抓门把的手：“既然你邀请我，那我简单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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