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理区位为何对此而言如此重要？
“一国首都所在之选择，虽非一种政治制度，而实与一切政治制度有精神上内在甚深密之关系”。在钱穆看来首都与一个国家体制的内在联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精神方面，一个国家的首都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所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控制枢纽，因此，“首都所在地之一切物质环境，其影响于整个政府之精神方面者，盖甚微妙而深挚”。钱穆十分强调首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钱穆谈首都区位的历史大背景。钱穆预见到战后中国将迎来一次关键的立国时刻，因此定都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宪制议题就得以凸显出来。“窃谓国家首都地位之选择，此乃立国百年大计，必与其整个国策相配合，换言之，即当与国家前进之动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实际上反映了对于现代中国的立国规模的定位和谋划。
在这个意义上，定都西安就和钱穆所设想的立国方略衔接起来。既然西北地区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首都的选址也必须要配合振兴中国内陆的基本国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交汇，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输送西北，并支持西北地区发展的经济交通枢纽。
在钱穆看来，定都西安既具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百年立国大计的郑重宣示，通过一个定基性的政治决策来宣示对以西北地区为重心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会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于内陆恰恰是吸引全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回流至这些地区，以解决中国“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的偏枯之症。
除了知识分子和精英以外，钱穆更为看重中国广大内陆的群众，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西北乃至整个内陆地区长期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当地民众也缺乏条件来了解和靠拢政府，长期以往将损害一个国家的内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此外我们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国家安全和统一层面上的意义。钱穆在其文章中对明成祖朱棣大加赞赏，在钱穆看来，基于明王朝当时的历史时刻，定都北京无疑是一个目光深远的政治决断。
“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实得汉、唐建都长安之规模，同样为一种逆势动态的进取国策。”在此意义上，定都西安就显得别有深意。
正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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