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部分内容相近，其余内容基本没有一处对味。
这其中，最容易让人诟病的，还是朱允炆对江浙的宽容，不仅施行“以钞抵税”，还要蠲免赋税。
如此看来，那完全就是将江南的负担，转移到了眼下正在开采金银铜矿的云南、四川身上。
“他们倒算熬出头了……”
看着朱允炆新政的内容，姚广孝摇了摇头，而与此同时，远在吉林城的朱高煦也总算通过三万卫的指挥使周定，获得了南边的《邸报》。
他坐在渤海王府的承运殿内，独自一人翻阅着《邸报》，将朱允炆的建文新政给看了个大概。
其实大致看下来，朱允炆的新政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只是政策是偏向于理想了。
宽松刑法是肯定要走的路子，毕竟洪武年间的律法过于严苛了。
至于蠲免苏松江浙的赋税，降低当地税率，这在朱高煦看来也算得上一项仁政。
说到底，江浙一带的赋税确实沉重，这点仅从苏松二府就承担了大明十分之一的赋税就能看出。
苏松二府的耕地不到十五万顷，仅占全国百分之四不到，而二府税粮却达到了四百万石，占了全国三千二百万余石的百分之十二还多。
朱高煦在构思《钱钞法》的时候，他仔细算过大明的赋税和平均亩税。
其中，全国平均亩税为每亩五斤三两，而苏州高达四十二斤，松江高达三十五斤，苏松合计之后平均下来，每亩赋税负担是全国的七倍有余。
这样的赋税差距，主要是洪武年间北方及西南各地百废待兴，朱元璋本人采取的一种转移支付手段。
但是随着北方各省和四川、湖广的农业经济开始有起色，江南的赋税理应降低一些。
不止是江南，还有那些洪武初年农业经济不错的省份，基本也都被课以重税，例如山西就是一个典型。
洪武开国之初，北方只有山西和山东算得上农业没有遭到摧毁的省份，因此二省在承担迁移人口充实其它北方各省的责任时，也承担了相应的沉重赋税。
仅有三千九百余万亩耕地的山西，每年赋税上缴达到二百八十万石，比四千七百万亩耕地却只交二百五十万石的浙江负担还要重。
正因如此，老朱才会在南北榜案中，特别的维护山西士子。
所以在拿到《邸报》，得知朱允炆降低江南赋税的时候，朱高煦本以为朱允炆会降低山西和山东的赋税，然而他翻遍了《邸报》，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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