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过去这一年，作为朔方太守，河套地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的程不识，在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河套及周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安排的同时，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观察、了解治下河套部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运转逻辑之上。
经过长达一年的观察、总结，以及长安天子荣三不五时以书信提点，程不识也已经对游牧之民，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了解过后，程不识也愈发觉得游牧之民，是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征服的了。
——首先，相较于华夏农耕文明，游牧之民最大的一点不同，无疑便是主要生存手段。
游牧。
用长安天子荣的话来说，便是通过周期性的迁移，追逐水草的畜牧。
与汉家百姓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手段不同的是：游牧之民‘游牧’，是无法固定起生产、生活地点的。
汉家的农人，多半是田亩在哪里，家也就在附近。
几百几千户人家的田亩相连，这几百几千户人家，也就会聚居于这片农田附近，形成村落，乃至于乡镇。
农田带不走，搬不动，所以汉家的农人，多半一辈子都不会搬家，甚至一辈子都不会走出家乡所在的城镇，乃至于乡里。
生产生活场所长期固定，且是以数十上百年、几代人为单位固定在一处，针对汉家农人的统治、治理，自然是相对轻松一些。
而游牧之民，以牛羊牧畜，而非田亩作为生产资料。
田亩搬不走，牛羊牧畜，却是可以，也必须赶着走的。
一块水草，牛羊啃食十几日，游牧之民便要迁移换一块草场。
这导致游牧之民的人口流动极为频繁、流动范围极大。
再加上草原特殊的地理特征，也根本不存在设置关隘，监控、掌握人口流动走向的可能性。
在汉家，在农耕文明的社会运转逻辑中，人口流动，是社会动乱最根本的源头。
因为人口流动与否，对于一个县、一个郡而言，治理难度以及治理所需的精力，是差着十万八千里的。
在人口流动几乎被禁止，且受到严格管控的当今汉室，一个县需要治理的，就是当地户籍的几千、几万户农人。
不单人口数量稳定不变，甚至就连被统治的人，也几乎是不变的。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天是本县之民，便一世都是本县之民。
没有流动人口，没有外来因素对当即社会生产、经济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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