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心态的形成，如今一般认为是形成于真宗时期。
咱们此前说过真宗大造天书祥瑞上泰山丢人现眼的事儿，封建时代的史书往往为尊者讳，将这件事定性为“佞臣作乱君主失明”。
但咱们现代不用管它皇帝算老几，说实话无论是天书还是封禅皆规模浩大，若没有整个中枢系统的配合，宋真宗和一两個佞臣基本不可能成事，所以这件事实际上是真宗和士大夫的一次媾和造神。
天书封禅当中的自欺属性，当时献策的王钦若说的非常明白。
“城下之盟，古所深耻，非天表瑞贶……不足耸狄人而掩兹丑”
由此可见真宗时期的士大夫很明白：澶渊之盟确实非常丢脸，那咱们干脆弄出来天书吓吓辽人顺带遮丑吧。
后来刘娥临朝称制把天书都送进真宗坟墓里，这才终于止住了这桩闹剧，但北宋士大夫的自欺之风已然刹不住车了。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从仁宗一朝开始，北宋的士大夫秉承着“内圣外王，承当天下事”的人生信条，基本都有很强烈的建功意向。
宋夏战争爆发，当朝的士大夫翘楚如韩琦、范仲淹、夏竦、庞籍、文彦博都赶赴前线，都是急于建功立业心态的体现，但可惜都没什么用。
狄青曾私下说过，军旅之事，非所任也，算是这位底层出身的将军对于北宋文武问题非常一针见血的评价，但没人会在意他的意见。
对于一干士大夫的领军成果，《儒林公议》记载的很清楚：
“庆历初，夏寇方盛，陕西四路并任儒帅，久而未有成功。”
“叛扰累年，官军频败”，并直言官军“一战不如一战”。
结果，在边境防线一直向汴梁推进的情况下，难有建树的士大夫们自欺欺人的被动再次生效，大后方先是流传出了西夏并没有战心的说法：
“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后来更是直接开香槟：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闻而惧之，遂称臣。”
但实际上这种话听听就得了，实际上宋夏战争咋样谁还不知道？
梅尧臣赋《故原记》，苏舜钦写《庆州败》，范雍的《纪西夏事》中更是清楚承认了因轻敌招致的大败。
而大着舌头说“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的韩琦在好水川一战全军覆没，被累试不第后投西夏当了国相的张元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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