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了三万，同时拍电报给美国洪门那边，希望能购买20吨玉米运来做救灾粮。
等轮船抵达天津，周赫煊发现天津也淹成一片，海河水涨起来，已经漫到距离三乐堂大门外20多米远。
北平和天津的慈善组织，听说周赫煊已经回津，立即派人过来募捐，显然周先生的慈善美名早已传遍全国。慈幼总会、红十字会、黄十字会、红万字会……周赫煊又足足掏了20万大洋出去。
这次南京政府的赈灾力度很大，或者说，看起来力度很大——其实远不如1931年的赈灾投入，因为政府没钱。
但既然是中央政府，那么不管有钱没钱，样子必须做足。特别是赈灾乏力的时候，就更需要做好表面功夫，于是大力褒奖民间慈善人士，各种树典型、宣扬好人好事。
南京政府甚至组织人手，仔细了各大城市的个人历次赈灾捐款数额。比如杜月笙的1935年赈灾数据为：自捐款在5万元以上，奔走劝募在20万元以上。
政府表彰也很给力，特颁发给杜月笙“三等采玉勋章”，并由国家领导人赠送亲笔题词，常凯申题词“乐善好施”，汪兆铭题词“仁民爱物”。
但凡是那些名声在外，又筹款、捐款众多的慈善人士，都获得了中央或地方政府褒奖。只上海和南京两地，“采玉章”就一次性颁发了近10枚，简直跟批发大白菜一样。
一切都表明，中央实在无力赈灾，只能仰仗民间力量。
天津和北平的慈善统计也很快出炉，并在各大报纸上详细刊登。周赫煊以26万的年度捐款额高居榜首，国府派专员前往天津发奖，顺便还带来了常凯申、汪兆铭等人的题词。
那简直就像是一场闹剧，天津街头的洪水还没完全散去，受表彰者就云集在天津市政府官邸，无数记者前来拍照报道。
表彰大会结束后，天津市政府还安排了晚宴。介于老蒋提倡新生活，而且是灾害期间，餐桌上全是素菜，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周赫煊知道，那位中央特派官员此行赚得盆满钵满，光是受表彰的几位天津商人就送了不少钱，名曰“车马费”。
由于周赫煊没给“车马费”，那位特派专员很不高兴，估计回南京后肯定要说他的坏话。
晚宴周赫煊没有参加，直接带着勋章和领袖题词回家。
刚一进家门，张乐怡就挽着周赫煊的手，喜滋滋地说：“快把勋章拿出来看看！”
“没什么好看的，自己拆开吧。”周赫煊无所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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