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就此事上书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论事，弹劾刘延庆骄纵跋扈不受节制，必须严惩；
又指责王黼驭下无术，连一个军头都收拾不了，愧为三师重臣。
此论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实际却是意有所指，绝不是为了和稀泥息事宁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员接过这个话题，并以话术手段转移矛盾，将王黼、刘延庆二人帅将不和的问题原因归咎于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
须知道，迁都临安是前任皇帝赵佶的提议，设置东京留守司也是道君不顾群臣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
也就是说，朝臣们针对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之事的讨论已经转变了风向，斗争的矛头不经意间便指向了太上皇赵佶，正是因为其人所用非人才有今日之乱。
在尊尊亲亲的封建君权时代，君父的尊严高于一切，就算知道太上皇实际啥都不是，明面上也绝对不能承认这一点。
除非有臣子发了疯，不然绝不敢蛊惑天子收拾自家老子。
所以，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之论的真实目标并不是赵佶，而是其人的亲信。
只有拿掉了这些人，新官家才能彻底坐稳江山，上窜下跳搞事的小臣子们也才能上位分果果。
没能追随太上皇南幸的道君宠臣也不是傻子，自然能看透这些人的真实谋算，性命攸关，如何敢放纵朝中这股暗流。
道君宠臣们立即以大敌当前，朝中却有小人欲要自乱阵脚其心可诛为由进行坚决反击，力劝天子一定要明辨是非，切勿为奸臣所蒙蔽，行敌人快而臣民痛之事。
大宋朝堂的党争持续了近百年，利益各方政治斗争的经验都非常丰富。
进攻方眼见有人主动跳出来承接火力，不仅不慌，反而更加来劲。
这些人的奏书开始指向具体的人和事，公开指责奸臣相互勾结，蒙蔽圣听欺压群臣，才会致天下祸乱于此。
当此两国大战之时，朝廷绝不能息事宁人和稀泥，唯有严厉惩治这些欺上瞒下的作恶奸臣，才能聚拢天下人心共保大宋江山。
如此，不到两天的时间，由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相互弹劾引发的朝堂争论，就在群臣的刻意为之下彻底偏离的方向，变成了皇太子即位后的第一波政争。
至于朝廷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关心的东京留守司问题如何处理，同宋两国即将扩大的战争如何应对等问题，则利益之争高于一切的朝臣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