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野不过是追赶这趟风潮的众多臣子之一，甚至都算不上惹眼。
俞栗才高八斗，是崇宁五年（1106年）的状元，眼光是有的，其不言祥瑞嘉禾，而直指吏治士风积弊问题，也算言之有物，且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知道不打搅官家的兴致。
只是行事还是过于刚直，前几年还曾因“勿和于时”，由殿中侍御史贬知襄州府，官家能召其回朝，授以御史中丞之重任，足见官家明见万里，用人上极有决断。
但，官家也有苦衷，自兴花石纲、修宫殿道馆始，朝堂上下总有臣子变着法的进言，官家不堪其扰，屡次禁言，也难堵住众臣之嘴。
而且，自六月份始，屡现灾异，六月辛亥荧惑入井，随后传来成都大火，乙卯白虹贯日，七月荧惑犯太岁，岁星犯积薪。
为平息朝野物议，官家先后放出宫女三百八十三人。
不想，昨夜又有流星出斗西南方。
当此之时，天子急切需要能冲抵灾异影响的祥瑞，就算明知梁子野欺君，也得暂时放过，若贸然同意俞栗所奏，谏臣们受此鼓舞，岂不是又要牵出一大堆事？
余深正思索间，忽听玉阶上天子纶音：“余相公可有奏？”
“臣确有奏，知郓州事梁子美及知寿张县事苏瑾，联名上表‘梁山四十二亡户沐官家圣德，已登册归治，梁山匪患自消’。又，知成都府事庞恭孙上表‘夷人董舜咨、董彦博乞内附’，都堂不敢擅断，请陛下圣裁。”
成都路保州董仲元、霸州董永锡二夷部乞内附，根本不是甚新鲜事，实际上，两部在嘉佑（仁宗最后一个年号）、熙宁（神宗第一个年号）年间就曾两次请命于朝，此类蛮夷素无礼信，今日附明日叛乃是常事。而梁山几十户亡户归治，也是政事堂就可以处理的“小事”。
但在这个敏感时机，将二者放在一起，意义便大不同了，这就是内圣外王，乃圣君所为，盛世气象，有此两奏，臣子们再想就梁子野之事借题发挥，扯到道观、花石纲之上，就得掂量掂量了。
天子曰：“余相公所奏两事，便依前例，俞卿所奏之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