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深入人心，让所有人都养成交税的习惯；其次，将来随着财政松紧变化，可以随时调整退税的范围和税率。到那时候，这些退税过程中留下的数据和资料，将极大的减轻新税征收的工作量。
再次，“乡绅一体纳粮”还是雍正在康熙“永不加赋”这一所谓“仁政”的基础上，将口赋并入田亩的一种税收政策——这将给工商业乃至城市化发展起来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带来极大的阻力。
最后一条，丁口赋的收缴，也保护了清丈和编户的成果——使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作，有利于朝廷施政。
因上述原因，朱翊钧权衡再三，并与内阁详细分析研讨之后，新出台的一条鞭法并未跨到“乡绅一体纳粮”——不过是“实事求是”使然耳。
原时空条鞭法推行过程中，江南小民蒙其利，多以为此乃善政。而在北方，一条鞭法的推行过程中因为货币投放量和流通双不足，反而在局部地区变成了恶法。
北方农民在缴税季集中卖粮，因为粮食市场不如南方发达，造成了“钱贵粮贱”的情况，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赋税负担。而且原时空北方吏治败坏甚于南方，导致在征税过程中，地方官滥增“火耗”，也变相加重了赋税。
在本时空，朱翊钧和张居正等人在推出一条鞭法时，有意识的在朝廷南北和边地都选择了很多州府进行试点，较为充分的暴露出了问题。
同时，朱翊钧所布局的工业联合体，因为矿产资源的关系，其生产环节放在北方居多，进而强化了帝国北方的市场经济，变相增加了帝国北方的货币投放量。
更因为本时空发生了“李朝斗跳河救母”事件，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朝廷大幅增加了京官的俸禄，进而将大量白银投入了北方的流通环节，客观上缓解了“钱荒”。
至于散碎银两熔为官银过程中的火耗问题，朱翊钧则直接把雍正皇帝的“火耗归公”抄了过来。
在万历五年的时候，朝廷给京官大规模加俸禄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官的不满——我们干着基层最苦最累的活儿，升官比京官还慢，如今工资还差一大截子，这不是逼着我们贪污吗？
然而当时的朝廷确实无法支撑给全天下官员加俸，只照顾京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再来两个李朝斗那样的，皇帝的脸还要不要了。
但不给地方官加俸禄，潜台词其实是地方官有来钱的道儿，他们不需要加俸——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导向。但在未实行条鞭法之前，朝廷也不可能再给小民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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