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海贸保持顺畅，将会有源源不断的白银大量涌入，可这些白银涌入进来，使得国内银钱日益充裕，……」
冯紫英花了一些心思来和方从哲来解释价格和价值的理论。
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是很懂，只能说一些相对粗浅的东西，同时渐渐把财政刺激政策的基本理念引入推销给对方。
「借债不可怕，发行国债更是理所当然，方相应该看到从永隆八年以来我们朝廷户部收入是在日益增长的，如果不是江南之乱和山陕民乱的影响，我们在军事上和战乱恢复上的开支起码可以节省一千五百万两，而江南之乱的影响还不仅止于此，伪朝为了对抗朝廷，把两年江南本该上缴朝廷的赋税用得精光，这又是多少？
「如果算上江南该上缴的赋税，以及海贸关税和特许权费用，我们大周的赋税收入实际上是在呈现出一个很健康的增长状态的，特别是工商税收在山东、北直诸府的增长十分明显，这都得益于开海和工商发展，……」
「只要我们有健康良好的税收体系，我们又何必担心还不起债务？」冯紫英总结了一句：「我的观点，只要我们加大投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我们丰年有余灾年能稳的农业体系，进一步推动工商业发展，以工商业发展来促进交通运输的便捷化和高效化，邮传体系的快捷化，海贸体系的健康长久化，对外垦拓体系的不断突破，就算是我们财政多欠一些债又如何？，
「有句俗话说得好，肉烂了在锅里头，财政这些投入，无论是农田水利还是道路，都是有所回报的，必定会减少无谓的消耗，促进粮食增收，增加税收，这些都是向好的举措，……
在财政和举债问题上方从哲和冯紫英足足谈了一个多时辰，可谓推心置腹，最后话题才落到了吏治考核体制的问题上来。
这一点上冯紫英倒是没有说太多，只谈到了当下地方官府的考核机制不合理，尤其是对每年和三年的官员考评标准更鼓励官员不做事，尤其是不做促进经济发展的事，不做有利于百姓而可能无益于士绅的事，这种导向很不好，很容易培养出庸官、懒官。
方从哲倒是很理解冯紫英的这方面牢骚，毕竟冯紫英去陕西才干了一任巡抚，肯定是吃足了地方上这些官员和士绅勾结带来的危害和苦头。
民变之所以演变成民乱，还不是因为官绅勾结，侵害黎民百姓利益，加之本身自然条件又不好，遇到天灾，赈济不力，酿成祸端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但官员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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