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成都城，形似乌龟，又叫龟城。
唐宋时期的成都城，因为把龟城包罗在内，又叫罗城。
据不准确考证，北宋城市人口数量，开封第一，洛阳第二，成都第三。
距离城墙还有好几里，朱铭就看到大片房屋，城外也已经形成街市。由于缺乏规划，稍微显得杂乱，进城之后就规整了。
成都的城市中轴线主干道，街面宽达八米，全部铺了地砖。
地砖是凸起的，中间高，两边低，便于排水。下水道虽然不如东京，但也深一米多。
城墙周长12公里，底厚8米，高度8米，城内面积7.3平方公里。
朱铭仰望八米高的城墙，不由撇了撇嘴，这玩意儿得智取啊。
从城市中心穿过，很快又发现城墙，原来成都还有一座内城。即便外城被攻破，内城还能继续防守。
魏应时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不由惊叹道：“吾所见城市，只有东京比成都繁华。”
张镗说道：“不愧天府之国，但洛阳还是比成都繁华一些。”
宋代的商税很有意思，它有一个额度，而且是浮动额度。
随便以一个县举例，计算该县前五年（初为三年）的实收商税，每年同比增加的商税取中数，每年同比下降的商税取高数，通过计算来确定今年的商税新额。
这种新额，又是今后数年的祖额，形成一个商税标准，从而判定官员的政绩。
所以宋代的商税很稳，且稳中有升，不像明代那样越收越少。
朱铭在金州的时候，农业税虽然收得不达标，商税却是超额贡献。私栏被取缔之后来往商船明显增加，官府收到的商税也大大增涨。
若以商税考评政绩，朱铭能判个优异。
《宋会要辑稿》在熙宁十年，完整统计过全国商税额度。
若只论单个城市商税，东京40万贯排第一，杭州8.2万贯排第二，楚州（淮安）6.78万贯排第三，成都6.75万贯排第四。
若论州府商税，即把县城、市镇也算进去，开封府排第一，杭州府第二（18.6万贯），成都府排第三（17.1万贯）。
商税大体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淮安单个城市商税奇高，那是被盐运给推上去的。把县城市镇也统计在内，还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
方腊搅乱杭州府，若再有人占了成都府……可不止是商税问题，还有田赋和其他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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