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途中，唐宋镐面对孟德斯鸠，宋既面对伏尔泰，这样的沟通对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对欧罗巴思潮到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也是毫无概念。
小谢的注意力正放在李方膺身上，李方膺肩负着一桩重要任务，为此他甚至给李方膺套上了通事馆副知事的头衔，在法兰西人眼里，李方膺自然就是“第二外交大臣”。
刻意选择波尔多上岸，是为了更多了解法兰西，同时也是将赛里斯形象更深入地播撒到法兰西人心中。自波尔多到巴黎有千里之遥，一路尽管都是马车赶路，至少也要花上半个月。就一路所见的法兰西民人生活，道路状况和满地关卡，处处所见，就已让使团自信越来越膨胀。就说一般国民的状况，英华并不比法兰西差，很多细节，包括社会救济、医药卫生等等领域还比法兰西先进。
但随着了解的深入，膨胀的自信又渐渐萎缩下来。此时的法兰西，全国人口也有两千万，最盛之时，可以动员出三十万大军和上百条战舰。殖民势力虽不如西班牙和不列颠，在非洲、印度和美洲却依旧占着庞大领地，可以举债数倍于国入的金钱，跟别国打上数年大战。以国力而论，英华还是差得太远了。
这样的认识，让工商和武人派更揣足了奋起之志，而文人也从刻意拔高的文化虚调中挣脱出来，开始冷静面对东西方的差异。跟孟德斯鸠、伏尔泰的沟通，已经让唐宋等人充分意识到东方学思上的不足。
“借由罗马公教千年延续下来的人心传承，他们这里另有大义，以他们耶稣之名，宣称人人平等，让我英华‘普天之下，人人皆一’这一说更为形象朴实。而我英华所倡的君宪，也跟不列颠人早前推翻恶政，跟国王所立宪章本质相近，只是双方更为平等，昔曰东林所倡虚君之说，在欧罗巴已成共识。”
宋既思维开放，满眼看的都是欧罗巴文明的善，由此的政治理念，也开始更多走向“宪”的一面。
“欧人所提之‘法’，比之我华夏之法更为坚实，我听孟德斯鸠说，在这法兰西，法还可由国王、贵族和官员多艹弄，但在荷兰、不列颠等地，法则已不握于权贵之手，小民也能借法护权，借法争利。而议院、会议，比之我英华的公局更有权柄，竟可与君王相抗。”
唐孙镐对政治上层建筑看得更细，由此也觉得英华所推的乡绅公议还能大有作为。
李方膺却不满地道：“贵贱相一，墨家早有所言，后人无续而已。公议限君，周公早已有定制，宋明更有所及，只是没有明面规制，及于国体。尔等先被欧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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