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经济形态其实对于手工业劳动者其实是很有益，拥有自己的田地和住房，粮食蔬菜和住宿不用花钱，甚至劳动工具也是自备的，这些劳动者的境地要比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在手工作坊里面终日劳作，计件付筹的劳动者（比如明末江南的机户）要好得多，无论是平均寿命、身体健康程度，养育后代的多少都要远远超过当时的聚集居住在城市中的手工业劳动者。
但对于企业主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手工业者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是季节性的，在农忙季节，手工业者要去经营自己的田地，是无法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经营者的生产计划受到各种限制；而且手工业者分散居住在乡村或者村镇，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仓储物流成本；受限于手工业者的财力和技术，最新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很难投入使用。所以当古代手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就面临一个问题，从哪里能得到足够多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
这个问题西方是通过“羊吃人”和价格革命做到的，而在古代中国，明清两代人口的激增使得在维持小农经济的同时，也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供给，从而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的外向型手工业发展极快，在满清末年甚至出现了手工业农业国向西欧工业国倾销手工业品的奇葩现象。但问题是在公元七世纪的大唐的人口要远远低于明清两代，光是南方长江流域就还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更不要说王文佐刚刚征服的东北亚地区了，更是沃野数千里，要想等到人口自然增长到填满这些新地，怎么算也要再过两三百年。
所以王文佐在河北地区——其实主要就是范阳——沧州轴心经营的手工业中心一开始就遇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这一点倒是与近代的沙俄差不多——手工业的技术、资金是外部输入的；市场也主要是军事、航海、殖民贸易之需；有充足的外部待开发土地，劳动力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像明清时期那样指望过剩人口来当手工业者那是白日做梦，像高五娘这样的手工业作坊主虽然没学过政治经济学和世界古代史，但还是本能的踏上了唯一的出路——乘着水旱灾害，购买人口作为手工业工人，即有大唐特色的农奴工人制度。
从狄仁杰那儿得到了书帖，高五娘喜滋滋的出了衙门，上了四轮马车：“先回坊里老宅，明天再去河南！”
和绝大多数发达了之后的国人一样，高五娘此番回洛阳搞定了狄仁杰的书帖，第一件事便是回到老宅，见一见当年的故人。她的马车刚刚到坊市门口，便看到门前熙熙攘攘的站满了人，地上用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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